你说你只懂得一点点

“1980年代算是一个启蒙时期，一个梦想的时代，人人都憧憬未来，怀有激情。但这些到1990年代却沦为笑谈，我认为这是可笑的、可悲的。”

　　采访/董薇/新周刊

　75岁的李泽厚最近刚做了一个手术，身体尚未完全康复，正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家中休养。这个195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88年当选为巴黎国际哲学院院士并获美国科罗拉多学院荣誉人文学博士学位的长沙人，在1980年代凭借一本新出版的早年论文集《美学论集》和《美的历程》，奠定了他作为一个美学家如日中天的声名。之后转向中国思想史和欧洲哲学研究的李泽厚相继推出《批判哲学的批判》、《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和《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等著作，影响笼罩整个1980年代，被那个思想开放年代的青年人尊为“精神导师”。而关于他的影响力的另一个说法是：他的任何一篇文章的发表或观点的提出，都会成为当时思想文化界一个事件。提及《美的历程》一书，李泽厚说“我只知道有人有这本书的手抄本，现在的年轻人可能都不知道我了”。他不知道21世纪的今天，广州还有他的Fans收藏着十几个版本的《美的历程》。

　　《新周刊》:现在还会想起1980年代吗？你现在会怎样评价1980年代？

　　李泽厚:我会经常想起1980年代。评价？这题目有点大啊。而且叫我自己评价的话，也不太合适，还是留给后人评说吧。说起1980年代，应该可以算是一个启蒙时期，越往后看越会发现1980年代的可贵。1980年代是个梦想的时代，刚过了“文革”，人人都憧憬未来，充满希望，怀有激情，但这些到1990年代却沦为笑谈，我认为这是可笑的、可悲的。1990年代不是有人批判1980年代吗？我是反对的。

　　《新周刊》:有人说，1980年代，你以高扬人的主体性、崇尚康德、倡导美学热而著称于世，影响了整整一代人，你反对吗？

　　李泽厚:早就有人说我是“精神领袖”。在1980年代这样说是一种表扬，但在1990年代，他们是用这话骂我。不过，我坚持认为，我做了我应当做的事而已。我是很顽固的一个人呢。

　　《新周刊》:对比现在的社会状况和1980年代你提出的一些预见性想法，有些似乎被你言中了。

　　李泽厚:我不久前说过，现在这个时代的特点是“四星高照”，“四星”是指：影星、球星、歌星、还有“节目主持(人)星”。任何一种社会进步都要付出点代价，比如经济发展了，四星高照现象就是一种代价，这很正常。此外，我从网上也看到，现在学术腐败现象很严重。1970年代末，我就鼓励一批知识分子去经商、去下海、去提高整个商界的知识水平，当时这观点遭到很多人的反对。

　　《新周刊》:是啊，那时你提出“吃饭哲学”……

　　李泽厚:我说“吃饭哲学”是为了便于理解，我不怕别人说我庸俗，哈哈。

　　《新周刊》:1980年代对你有些什么样的影响？

　　李泽厚:主要的影响就是后来一直有人在骂我，对我有些负面的冲击。其实我出名很早啊，25岁时，就曾经被《人民日报》点名，1990年代以后更是被别人攻击得一塌糊涂。民间一些激进分子也喜欢批判我。我很关心中国的发展，希望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这也遭到一些人的批判。我讲，不管是左的革命也好，右的革命也好，我都不赞成，主张还是要发展经济，还是要慢慢来，一切事情急不得，这在海外被批判得很厉害。所以我是两面挨骂，两面都骂得很厉害。但是我还是相信自己的看法。我的文章现在拿出来仍然经得起考验，而那些人的话，有的根本经不起时间的考验。所以，尽管一直有人在批判我，但我的一些说法被证明是正确的，这一点我感到很安慰。

　　《新周刊》:1990年代以后你就去了海外，这些年你是怎么过的？

　　李泽厚:我是1992年1月份离开的，从1993年起每年都要回国一次，时间短的话，不到一个月，时间长的话，有3个多月。在外面主要是教书。去过好几个学校：威斯康辛大学、密西根大学、苏瓦斯莫学院，最多的是在科罗拉多学院，算他们的正式教员，开课，名义上是客座教授。主要开中国思想史、美学，还开过《论语》。不过，现在我已经退休了。我对现在的生活挺满意的，我不住在热闹的东部，我住在科罗拉多州一个名叫BOULDER的小镇上，很平静。

　　《新周刊》:那你平时的生活习惯什么样子的？

　　李泽厚:我现在退休了，很少和外界来往。我是个内向的人。有些人说我有时看上去很活泼，其实那是假象。我一直都是离群索居。

　　《新周刊》:你现在最喜欢看哪方面的书？

　　李泽厚:我最喜欢读历史书。我是学哲学的，当然也要看哲学书。我们这一代人，包括王蒙，都是受俄国的影响比较大。以前读的俄国小说比较多，不像你们，可能受美国影响比较大。小说都是虚构的故事，我不喜欢。

　　《新周刊》:你关注国内的情况吗？

　　李泽厚:我一直都很关心国内的经济发展，对中国的发展一直都保持乐观态度。我相信再过5年10年，中国的经济发展一定会更好。

　　刘再复 我承认自己那时是潮流中人

　　“今天对1980年代的看法可能还会有不同，但应当承认，它留下一种伟大的文化遗产，这就是中华民族再次闪光的、拥有活力的灵魂。”

　　采访/董薇

　　刘再复说：“出国之后的16年中，《新周刊》是第一家采访我的国内杂志。” 这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前所长、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东亚系现任的客座研究教授和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荣誉教授，在1980年代写出了极具影响的《性格组合论》、《论文学主体性》等名篇。他现在醉心的是莎士比亚和《红楼梦》。谈到自己的写作，“远的不说，最近出版的《高行健论》、《现代文学诸子论》和不久前和林岗合著的《罪与文学》是我在学术思想上表达得比较充分的书。散文方面《漂流手记》九卷是我的心灵史，比较满意。”

　　《新周刊》:回顾1980年代中国发生了什么？留下了哪些有价值的文化和观念遗产？

　　刘再复:1980年代是中国急速变化的年代，它发生的事太多，但最重要的是两件事：第一项是中国全面打开门户，以新的眼睛与新的姿态面对世界，重新确认自身在地球上的角色。第二项是价值观念与思维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动。1980年代的思想变革是在文化大革命刚刚终止后发生的，中国一部分带有先锋性质的知识分子，意识到文化大革命在心理上、理念上以及思维方式上并没有结束，因此必须继续从过去的阴影与牢笼中走出来，进行包含着建设性因素的文化重构，重新评价一些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今天对1980年代的看法可能还会有不同，但应当承认，它留下一种伟大的文化遗产，这就是中华民族再次闪光的、拥有活力的灵魂。

　　《新周刊》:你如何看你1980年代扮演的角色？

　　刘再复:在1980年代的变革大潮中，我承认自己是潮流中人，有朋友说我是“弄潮儿”，我也默认。可能是因为自己处于40岁前后的中青年时代，充满生命激情，觉得可以开点新风气。但我始终都觉得自己只是个思想者，所做的两件事也是有意义的。一是通过“文学主体性”的表述，打破以反映论为哲学基点的前苏联文学理论模式，在理念层面上扩大了文学的内心自由空间，支持了个体经验语言和个性创造活力；在实践层面上支援了作家摆脱现实主体的角色羁绊而以艺术主体的身份进入写作。二是通过“人物性格二重组合原理”和“新方法论”的表述，推动了以双向思维取代单向思维的变动。可惜1980年代给我的时间太短，如主体性的表述应有三步：第一步讲主体性，第二步应讲主体间性，第三步应讲内部主体间性，可惜第二第三步未能充分论述。

　　《新周刊》:今天，你的价值观有怎样的转变？

　　刘再复:有“易”(变)的一面，有“不易”的一面。我更坚信文学是充分个人化的事业(不是“经国之大业”)，是心灵的事业，是生命的事业。文学应当走向生命，不应当走向概念、走向知识。生命语境大于历史语境与家国语境，境界的高低是生命修炼后所抵达的精神层次。

　　在变易方面：1980年代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阐释基本点是批判的，现在虽也有所批判(如批判《水浒传》与《三国演义》的价值观)，但基本点已转向“开掘”，转向“发现”。在1980年代里，“禅”尚未进入我的生命，现在则进入我的生命并成为我立身行为的一种态度。1980年代我很入世，很“儒家”，现在虽然对社会也有所关怀，但内心却有一种禅的态度，一种抽离的(对世俗世界)、超越的、审美的、冷静观照的态度。换句话说，不像1980年代那样喜欢做价值的裁判者，而喜欢做观察者与凝思者，算是“外儒内禅”吧。今年4月底，我在广州中山大学中文系讲了“从卡夫卡到高行健”之后，还到广东的韶关南华寺朝拜慧能。这位不立文字的思想天才不讲“救世”，只讲“自救”，帮助我打破了“启蒙情结”和“救世情结”，从而获得更大的内心自由。

　　《新周刊》:你的生活和思想状况呢？

　　刘再复:我现在的生活状况和在海外的心路历程都在《漂流手记》散文系列里作了叙述了。《漂流手记》已出版了九卷，最近出的两卷是《沧桑百感》和《面壁沉思录》。其中有一卷《共悟人间》是和大女儿剑梅的两地书，在香港已印了五版。从这本书你们可以看到，我从1980年代那个出发点出发，又走了很远了。

　　《新周刊》:你如何衔接人生的上下半场？

　　刘再复:我早就把人生的上下半场称作第一人生与第二人生。至今第二人生已展开16年，许多瞬间，觉得第一人生(即上半场)好像是一场梦。从世俗社会的角色上说，1980年代我是时代的宠儿。而现在则什么都不是，没有任何世俗的角色，只是一个漂流的学者。生活的基调不是“轰轰烈烈”，而是“安安静静”。在许多时间中，我甚至觉得自己不是人际关系中的一个人，即不是“关系中人”，而是自然中人，自我中人，最重要、最基本的行为是“山顶独立，海底自行”。对于世俗角色的落差，在刚出国的头一两年，我也常有不平衡，常有孤独的焦虑。但我终于真正地意识到重要的是内心角色。1980年代最宝贵的效应，是大时代激活并唤醒了我的反思世界与反观自身的热情与能力。1980年代我就提倡文学应从外向内转化，现在正是向内挺进的好机会。在节骨眼上，禅宗的核心思想帮了我的忙，帮助我“放下”，帮助我复活那颗质朴的农家子的平常心。我常与朋友说，只有在内心的最深处才能与伟大的灵魂相逢。总之，人生的下半场我丢失了上半场那许许多外在的耀眼之物，却留下和发展了一份最重要的内在的东西，这就是1980年代觉醒的人的骄傲和思想者活泼的灵魂。

　　《新周刊》:你更喜欢1980年代还是现在？

　　刘再复:从时代的生态来说，我更喜欢1980年代，因为我是思想者，喜欢有思想有精神有开拓热情的岁月；从个人的生活兴趣来讲，我更喜欢现在在海外的隐逸状态和精神沉浸状态。出门讲学，也可作精神上的逍遥游。

9月29日 人老心不老

不久之前我采访一个生于1970年的江湖人物，写完第1遍稿子不理想，朱坤提示我说道：“他这样一个中年男人……。”我心下猛地一惊——在朱坤拓哉的心目中，1970年出生的人就已经属于中年人了！（照这标准，那么我离“中年人”这个头衔最多还有4年！）

我还记得以前在南大，周老师被评为“跨世纪杰出青年教师”以及享受“国务院奖励青年教师的津贴”，诸如此类的荣誉吧；当时他曾经和我探讨了“青年”的年龄界限，似乎45岁或40岁是“青年”的上限。那时周老师挺兴奋的，觉着自己还是青年，我也兴奋，觉着自己还是青少年。

1999年毕业之后，从学生到大学教师的身份转换，使我猛地成熟了起来。那时我穿衣打扮的风格基本上属于标准的人民教师相。特别是第1年给成人大专班上思想品德和国际形势课（年长的学生有50多岁的），听他们叫我“先生”，我就不自觉地老成起来。后来去了昆士兰学院教大一新生英语精读，我的风格根据需要变得活泼起来，也许是过于活泼所致，有调皮的男学生在期终考卷上用英文向我倾诉心事，我惊讶之中，决定以后还是和学生保持适当距离，尽量地成熟稳重。

2001年我曾经回母校看望了周老师，他还是那样，成熟之中带一点孩子气，但两鬓已经是斑白了，那时他还不到45岁，应该算老青年呢。2003年非典时期，周老师率一众美女弟子来广州做调查，我又见了他一次，仍是老青年的精气神。

2003年（？），我把户口从上海姨妈家移到广州的新家，心中有“终于安定了”的窃喜。然而有一次和一个小学女同学电话闲聊，她说道：“现在大家都在不停地发展，还不知道将来谁混得最好！”我又是一个小小的吃惊。随之联想起1999年在上海，低我几届的法学院的杰出学生吕丽萍去法国之前赶过来和我睡了一个晚上，她那时也说，在上海的所有朋友中，只有我，是慢悠悠的，是懒洋洋的，其他人都过着打仗一样的日子。

有时看周围的人都在激情燃烧地生活着，我也很羡慕，也试图使点劲去混。但是正如小裴所说：“你不能总是等着别人去PUSH你，你要主动点积极点。”我这才发现我一直在随波逐流，甚至在面临就业、择偶等人生大事的十字路口，我也只是等着命运去PUSH我。

3个月前换了新单位，我写信告诉了周老师，顺带怀念了一下往日好时光。周老师也回信感叹：“我也是快50的人了！”但是各路汇集的8卦+小道消息显示，周老师显然宝刀未老，还在磨刀霍霍中。

昨晚带月月去小木子家吃糖水，不知怎么搞的，看到月月吃东西那么挑剔的样子，我突然非常生气，狠狠说了她几句，月月哭了，木头也觉得我不对劲。回来后我想，可能我真的离中年不远了。

9月10 从开会表现看个人性格

有位老兄专门研究人在开会时的表情。我也留意了一下新周刊会议上的每个人，的确发现不少乐趣。

如果按照弗老先生的观点，具有肛门性格的人有以下三个特点：有条不紊、吝啬和刚愎自用，那么，毫无疑问，某某人是典型的肛门性格。在他有条不紊的演讲中，新人们人人自危，他吝啬赞美，而刚愎自用更增添了他的魅力。

根据恩斯特 琼斯的洞见进一步引申，肛门性格还可以分成四重类型，划分的横坐标是“保留和延留排泄物的倾向与急切的排便的倾向”（简称滞留和喷射）；纵坐标是反应和升华的可能性。请看具体分析——

第一种类型是滞留升华型，这种性格的人拒绝给出+有汇集的欲望。具体表现是喜欢收集东西,比如开会时记个不停,但自己不怎么发言。

第二种类型是滞留反应型，他们拒绝排泄的快感，而喜欢清洁污秽。这种类型的人易于有条不紊，有洁癖，喜欢使物品整齐地各归其位。他们在开会时最端庄，打扮得很好但不怎么说话。

第三种类型是喷射升华型，他们慷慨而易于“给出”东西，有料而且有爆出的欲望。这类性格的代表我首先想到的是我们的天才少年+青春偶像=》黄俊杰。

第四种类型是喷射反应型，这种类型的人对他们的排泄物或精神产品没有什么兴趣，而且常常试图丢弃或摆脱它们。也就是开会时常常借故离开的那些人。

9月8日 谄媚语与伪恶

美女方芳新婚那段时间，常常梦见有陌生而英俊的男子向她求爱，她正心旌摇荡着，猛然想到，自己已经结婚了，于是在梦中她略带失落的拒绝了这段可能的罗曼史。她告诉我她那段时间常做这样的梦，我想她是想告诉我，她是多么地自律。

相信对于美女来说，这很正常。结婚之前，向她谄媚的男子一定很多，她每天都会收到各种形式的谄媚语，一般来说，谄媚水平最高的那位最有可能最终垄断她。然而，一旦结了婚，这位处于垄断地位的男子就忘记了自己肩负着继续向妻子说谄媚语的责任，至少应该不比她婚前能收到的谄媚语的总和少，她才不会感到太大的失落。但是世上这样的好男人又有几个？相反，结婚以后，伪恶的丈夫倒是很多。（虽然在中国这样的环境中，伪恶只是一种自我保护罢了。）

男人伪恶，女人只好失落。所以当我第一次知道在地中海、拉美等西班牙语世界里，男人向女人说谄媚语（PIROPO）是一种民俗的时候，我是多么地振奋。他们不仅对18岁的姑娘大说谄媚语，对60岁的老太太也大献殷勤；说谄媚语的不仅有小伙子，也有“老骚青”，当然谄媚语本身有赞美有诋毁，这都不是问题。据说一些拉美地区的女子去了美国以后，因为听不到习惯的谄媚语而失去了自信，感受不到生活的乐趣，从而懒于梳洗打扮，生活质量急剧地下降了。

说谄媚语不仅不消耗金钱，而且还能给说者和听者都带来极大的乐趣，并能丰富人类的智慧，增添生活的情调，所以，谄媚语实乃居家必备、旅行必带之良品，大家一起来推广吧！

9月7日 感恩

一觉醒来，刚好上午11点。我心中充满了感激之情：生活，多么美好！

我一向对我周围的人充满了怜悯。汪汪，自从2001年5月31日以后，他就被命运赋予了一个重任：去照顾一个比他年龄大一点，比他懒惰100倍的女人，这个女人对他的回报是让他成为一个可爱小女孩的父亲；在2002年8月18日以后，汪汪除了要负担那个懒惰女人的生活，又多了一个甜蜜的负担。月月，这个在汪汪眼里的完美小孩，有一个很好的爸爸，却有一个常常辜负她的期望的妈妈（但月月可贵的一点就是她最爱的还是妈妈）。

一走进瑞达大厦3楼，我的CDMA手机就神奇地失去了信号，我一直把这理解成是一个超自然事件，正如我戴任何手表，那手表都会走时紊乱一样。在从座位取水杯去饮水机接水的过程中，我又怜悯起我8楼的好邻居王大在，王总。他是一个好人，他帮了我很多忙，比如上次我找工作，比如这次我换手机，烦扰了他他还对我说“对不起”，我真的很同情他认识了我。接了水回座位的时候，跟何树对了下眼神，他招呼我进他的办公室，很快速地告诉我，他发现他的MSN名单上我既属于“新周刊”，又属于“女流氓”，于是他删掉其中一个，结果两个都没了，他让我查一下我的MSN上是否还有他。原来何树把我归类为女流氓，我有一点被抬举的感觉，我又开始怜悯他了，他一定很伤脑筋，我之前只是他MSN名单上的一个女流氓，是他一时善良让我进了新周刊，现在他可能后悔了吧。回到座位坐下，收到许婷的回信，她说我太客气了，她乐意接受我关于三十转行的采访，并就转行的定义和分类做了精致的分析，想到她在遥远的荷兰，边思念着宁海路的桂花糖炒板栗，边思考我向她提出的6个关于转行的问题，还要考虑我这个乖巧敏感的朋友的内心感受，我的怜悯又开始泛滥……

郑国谷简介：当代艺术家，1970年出生于广东阳江，1992年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版画系，现居阳江，获2000年度CCAA当代中国艺术奖30岁以下最优秀青年艺术家特别奖。其作品多次参加国内外各类当代艺术联展和个展，被比利时现代中国艺术基金会、台北美术馆和个人收藏家等收藏，是中国消费时期最重要的艺术家之一。

郑国谷：你懂我的恶作剧吗？

文/董薇

青茬茬的光头，清秀的脸庞，木底人字拖，银灰色的丰田霸道，这是2005年8月的某个午后，阳江街头的郑国谷给人留下的零碎印象。

在阳江查找郑国谷牌违章建筑

与一位对当代艺术不甚了解的人谈艺术，郑国谷显得有些羞涩，他用一个词概括了他在阳江所做的住宅设计和相关作品——“违章建筑”。

穿过大马路，拐进一个胡同，在一排被当地人称为“欧式建筑”亮闪闪的粉红色民居中间，一个五层半楼的住宅显得非常突兀和别致。“欧式建筑”们一律贴着瓷砖，圆圆的窗台安装着金属防护网，而郑国谷设计的这座占地160平方米，室内总面积接近1000平方米的民宅外部没有贴瓷砖，铁皮大门、灰白的墙面和木质的横条防护网像是给遍地流俗画上了一个休止符。同样，阳江著名的世界书店也在一排格式统一的民居中间特立独行——窗户是歪斜的，颜色是黑灰的，看起来很艺术，这也是郑国谷的杰作。据说当地规划部门对于所有的私宅建设都有一定的规范和限制，郑国谷的设计显然不符合城市规划的规则，但邀请郑国谷设计住房的人又显然有能力穿越这一规则，所以才能在阳江的街头角落偶尔发现这些以违章建筑面目出现的郑国谷牌艺术作品。

与这些外观就明显违章的住宅的屋主不同，郑国谷把自己的家安排在一座普通的老式居民楼里。没有电梯，楼梯里甚至散发着可疑的垃圾味道，爬到第7层，发现一个与众不同的铁门，推开它，门内是一个被全部打通并全新改造的三层空间，与门外相比，似乎是穿越了十年的新时空。郑国谷说，只有在这样的老居民楼里，才有可能被允许按照自己的意愿改变其承重结构，重新布置，他买下了7楼以上的3层住房实践他的居家设计。

郑国谷的家令人印象深刻的有：一块块悬空的木板构成的楼梯、有假山有流水的通风而明亮的顶楼、部分阳江漆画风格的家具、一根被凿去表层的水泥柱、与友人交换的艺术作品、6个人用的3间厕所、窗内窗外截然不同的时代感……但这样一个空间无论如何也装不下郑国谷设计改造人生的全部理想。

于是，郑国谷为自己找了一块大约一万多平米的阳江郊区空地，他要为他们的3人书法小组建一个工作室，这也是他目前最大的兴趣和动力。这块地目前正在施工阶段，初步设想是先用石头垒起围墙，至于下一步的具体计划，他说，“还没想好”。根据不太清晰的前景描述，未来的工作室其实是混合了园林和建筑的一座私家公园，“以后，你们可以来这里摘荔枝”，他说。他和他的合作伙伴陈再炎和孙庆麟会把作品搬到这里陈列，在这里创作，同时也可以在这里生活，听起来很有魏晋时期的文人雅士之风，令人向往。

小市民的前沿视觉：又好玩又深刻

郑国谷属于随可口可乐、功夫片、流行音乐和电子游戏长大的一代，对于身边一切事物的变与不变非常敏感。他谈及自己童年时第一次逛超市的狂喜，当时刚从凭票供应物质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自由购物的商品经济体制，这触发了他对人生的无限可能性和无限假设的想象：什么都可以假设，在真实中体验假设，生活就可以变的无边无界，没有限制，完全自由。

郑国谷早期的一个行为艺术叫做“栽鹅”。1994年，郑国谷与几个年轻人在阳江某块宽阔平整的土地上画了一个巨大的白色五角星，把30只白鹅象栽树般地“栽”进平均分布在五角星上的30个坑里，仅露出鹅颈，并为每一只鹅浇上墨汁曰“施肥”，到下午5点左右，再让这些黑污污的鹅自行解散。

在《我的新娘》里，郑国谷与一位并没有答应和他结婚的阳江少女拍了一套婚纱照；当《度蜜月》中的郑国谷和少女罗拉正在广州兴致勃勃地充当假夫妇时，罗拉的父母却为“失踪”的女儿而坐立不安（他们在事后才被告知以真相），因为如果他们知道罗拉是和他们的“好女婿”出走的话，假设就变成了现实，那么这一作品的假说就无法成立。有意思的是，当初为了“度蜜月”而冒用了朋友的结婚证的罗拉和郑国谷在三年后真的领了结婚证。

1996年，郑国谷拍摄了《阳江青年》系列照片。他设计好场景，把他在阳江小城的青年朋友们都召集在一起。在他的导演下，小城青年们兴高采烈地上演着各种各样的城镇日常生活，还加上了自己的演技发挥，郑国谷就在旁边迅速地按下了快门。那时候的阳江青年迷恋香港的生活，染发、穿时髦衣服，他们模仿着香港电影里的故事情节，如“追女仔”、“打群架”等让郑国谷拍照。

问到郑国谷自己印象最深刻的作品，他提到《10000个客户》产生的背景。1997年，他听说有人想买他的作品，感到很惊奇，“原来我的作品还可以卖钱的”。客户问他的摄影作品“有几个版”，他心无城府地告诉对方“只有一个版，因为底版已毁”，对方立刻掏了钱。后来他才慢慢体会到，艺术品被复制得越多，价值就越低。于是他就想，为什么不能打破这个规则？我的作品能不能有10000个客户来买呢？

试图在一篇文章里介绍郑国谷的全部作品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但有一条主线索可以帮助大家理解他的作品，那就是从小市民的视觉来阅读“消费社会中人的存在”。有评论家认为，郑国谷的作品带有现代百科全书式的叙述性，他以感性的方法捕捉了不断变化的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艺术评论家栗宪庭评论道，郑国谷作品的话语最独特和精彩之处是：数百张未放大的135原尺寸的照片码放在一起，构成了如同生活中庙会式的那种琐碎、闹哄哄的消费场景；而郑国谷的好友胡日方说，郑国谷喜欢散漫地、消耗地利用生活可见的材料，他不太规定自己作品的界限。

艺术、女人及其他

什么是艺术？恐怕很多人面对当代艺术作品都有同样的疑问。郑国谷说，如果有人告诉我，艺术就应该是长这个样子，那恐怕我对艺术就没有兴趣了，因为任何一个已经确定的东西无法激起他的兴趣，“还没想好”|对他来说则有一种特殊的魅力。路过一个搭着脚手架还没有完成的建筑物，郑国谷说：“你也可以认为这是艺术。”从某种意义来说，似乎艺术无处不在。

传说中郑国谷是个很会讨女人欢喜的男人，再加上他是个声名鹊起的年轻艺术家，长得也相当不赖，如果他愿意，想象中艺术家所特有的花天酒地、声色犬马的奢靡生活应该是手到擒来。毕加索一辈子有很多女人，达利的一生却只有唯一的女人加拉，那么喜欢跟一切限制反着来的郑国谷呢？郑国谷笑着说，希望有其他人去实践我们的伟大传统——一夫多妻，因为自己的有生之年看来是不可能有机会去实现了。

有人把郑国谷比做最早把自己的私生活公共化的一个美国自由摄影师南•戈尔丁，但郑国谷并没有接受这种略带恭维色彩的好意类比。他盘腿坐着，侧着脑袋，挠着脚趾，眼神无辜，问道：南•戈尔丁是谁？

日本信仰的三级金字塔

在日本，一只举着前腿的猫摆设被商家认为会带来好运，广受欢迎；达摩祖师变成无眼或独眼的不倒翁雕像，并被相信会帮助人们实现各种愿望。在日本，宗教信徒总计2亿3千万人，远远超过日本1亿多的人口总数，因为大多数日本人信仰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宗教。在日本，天皇超越一切。

天皇在日本代表的是终极信仰，像太阳一样照亮整个信仰体系；神道教和佛教塑造了日本的文化面目和国民精神；以招福猫、达摩雕像等民间信仰图腾为代表的现世信仰，则位于信仰金字塔的底端，与日本人的生活息息相关。

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子孙

日本的创世说是这样的：有两位神是兄妹，哥哥叫伊邪那歧命，妹子叫伊邪那美命，有一天，哥哥问妹妹：“你的身体是怎样长成的?” 妹妹说：“我的身体已经完全长成了，只有一处没有合在一起。”哥哥说道：“我的身体也都长成了，但有一处多余。我想把我的多余处，塞进你的未合处，生产国土，你看怎样?”妹妹回答：“这样做很好。”这样，两个创世之神交合后生下了本州、九州、四国等八岛。 兄妹二人“生国土既毕，更生诸神”，伊邪那歧命在洗左眼时化出天照大神，在洗右眼时化出月渎命（月神），在洗鼻子时化出速须佐之男命（暴风神）。这里的天照大神就是日本神话传说中最核心的太阳女神，被奉为日本皇室的祖先和神道教的主神。这段故事记载于日本的《古事记》和《日本书纪》。

《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继续说，天照大神把八坂琼曲玉、八尺镜、天丛云剑三种“神器”给了孙子琼琼忤，命他从天上到人间去统治日本列岛。这三种“神器”从此作为天皇皇位的象征代代相传。天皇是天照大神子孙的神话，为日本天皇的统治制造了合法的神话依据。

号称“八百万神”的国度

日本是个多宗教国家，主要有神道教、佛教、基督教三个大的宗教和许多小宗教。神道教是日本的土著宗教，发端于绳纹时代的自然崇拜及祖先崇拜，形成于弥生时代农耕社会的共同祭礼场上，有二千多年的历史，经历了原始神道——神社神道——国家神道——神社神道与独立神社并存等四个历史发展阶段。明治维新后，天皇作为国家认同的象征被极端化，神道教成为凌驾于其他宗教之上的“超宗教”，获得了 “国家神道”的地位。信奉神道教、参拜神社成为国民义务。二战结束后，美国占领军发布“神道指令”，废除了国家神道，日本国宪法宣布政教分离。

   日本自古就有“八百万神”的说法，每个神社都祭祀着其中的一个或两个神，日文里，“八百万”是很多很多的意思。在大大小小8万2千多个神社中，靖国神社享有独特的地位。它建立于明治2年（1869年），原称“招魂社”，用以纪念一班为皇权恢复而牺牲的军人。明治12年，东京招魂社的名字改为靖国神社。明治维新后，靖国神社供奉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和二战中战死的军人，因此，日本全国其他神社都由内务省管理，唯独是靖国神社由军方打理。

随处可见的吉祥物和护身符

日本人不相信来世，而是寄望于现实生活。因此民间流行着多种被认为会带来好运的信仰图腾，如招福猫、达摩雕像、七福神、福助、御多福、宝船、熊手等等，还有其他数不胜数的吉祥物和护身符。在每个图腾的背后，有着各自不同的传说。

日本人认为猫是随佛教弘法的船只，由大陆引进日本岛的外来神。据记载：日本文政年间（1818—1830年）一只会捕老鼠的猫，价钱等于一匹马的五倍。现在，日本的许多饭馆里差不多都放着一只前腿高高举起的猫的摆设，这就是“招福猫”，它举左手招人气，举右手招财气。

12世纪，达摩的传说随着禅宗一起到了日本，之后达摩在一些民间传说中出现，演变到今天变作只有一只眼或干脆无眼的不倒翁雕像，并成为专司性欲的神。当人们有什么愿望时，会想到请一尊达摩像许愿，当愿望实现时再为达摩像开眼。比如在选举活动中使用一只眼达摩像，许愿时说：你要是让我当选了我就给你画上另一只眼。

众多的信仰图腾是说明了日本人对现实生活的绝望，还是表现了他们善于体会美好生活的能力？大约兼而有之吧。